2015年12月30日 星期三

《八部半》 費里尼震驚影壇代表作

圖:互聯網(下同)

之前提過「新費里尼」的《羅馬浮世繪》,怎能不說「真」費里尼呢?

1963年上映的《八部半》,是費里尼確立自我電影觀的重要陳述,那被電影製作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主人公古依多(由馬斯楚安尼飾演),仿如當時拍完《露滴牡丹開》後,深陷創作困境的費里尼之真實寫照。

當然,認為古依多就是費里尼的看法並不完全正確,他只在影片內表現出費里尼的其中之一部分生活或精神狀態,而非費里尼的全貌。影片將電影鏡頭探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,更徹底地建構了一種非客觀的「現實主義」,它比英瑪·褒曼的《野草莓》再進一步,不僅是關於人的夢境,更表現了人的整個心理狀況。

《八部半》的故事主線毫不連續,又沒有時序上的統一,思維在過去回憶與想象之間的跳躍也是史無前例,但這符合人意識無定向的流動,或於夢中常常發生的,過去與現在不斷閃回穿插的體驗。



費里尼的真實之夢
意大利「新現實主義」電影運動是反法西斯的產物,它醞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後期(維斯康堤的《驚情》被視為第一套「新現實主義」電影),興起於1945年至1951年這幾年間,以真實深刻的思想蘊含和紀實性美學構建,突破了西方電影熱衷編織故事的戲劇化套路。

而在此其中「橫空出世」的費里尼,產生了對整個運動頗為深遠的影響,因為他不僅是「新現實主義」標誌性電影《不設防城市》的編劇,也因他1954年的《大路》(La Strada),由生活的寫實轉向到內心/精神的寫實,導致了「新現實主義」往「新現代主義」(或稱為「現象學現代主義」)演變的正式開始。

段落零散化的《大路》跟《單車竊賊》(Ladri di biciclette)的結構其實有些相似,它對情節的拋棄,符合了「新現實主義」有關復原性敘事的定義;但從另一方面看到,《大路》還對「心理上」或「形而上」的現實,投以高度關注的目光。

區別於那時新現實主義導演的做法,費里尼將主角人物的設置,賦予了更多俱寓意、哲理的影射而非一味地同情,弱智女傑索米納開始像無知的小動物,但在感情上卻比粗魯的充滿獸慾的贊巴諾成熟得快,從三位主要角色的設定,可以感知弱智女傑索米納代表人性應有的光輝,粗手粗腳的贊巴諾只是被「物化」的代表,而無私付出愛的「瘋子」則成為了天使的替身。

法國《電影手冊》創辦人巴贊評論到「費里尼象徵永無止境」,他的象徵已是他的慣用手法,也是其「個人化」寫實的重要標記,而他自《大路》起,正式定下了自己的電影方向,並且為下一階段愈來愈「形而上」的精神之旅,做好了充分的熱身準備。


一部詼諧的寫實電影
說《八部半》寫實,可能很多人不同意,因為這部電影以它的“11個夢”著名。只看影評,原以為費里尼是個自言自語的夢囈者,看了電影才否定了這種想法,費里尼絕不是那種迷戀在自己想象中的藝術家,他不排斥觀眾,不拒絕被人理解的,他的敘事非常通順,即使整部電影是現實與幻想的拉鋸戰,段與段之間的聯絡也是合乎邏輯按生活常規進行的。

比如Guido聽教皇講鳥的叫聲,覺得很無聊,四處亂看,這時看到一個粗壯女人從山坡上下來,喚起了他的聯想——小Guido是天主教學校的學生,他和一群同學偷跑到海邊看高大的女人跳桑巴舞。宗教和大女人兩個意象都是有根據而來,並非憑空想象。後來他幻想和姑娘們在大房子裡一起生活,更是對應現實中和女人們的緊張關係,正是這些合理的幻想,讓我們順理成章的認同了Guido。 

“詼諧”是另一個讓人以為影片不寫實原因,大概很少有電影 能一下包含這麼多“漫畫”式的人物,每個角色都很有趣——胸大無腦的情婦、刻板的妻子、沉浸於忘年戀幻想自己恢復青春的朋友、滿口“文化”“哲學”的編劇、貌似黑手黨老大的製片人、假裝瘋魔的文藝女青年……不同國家的觀眾都能體會這種幽默,甚至在生活裡找到原型,這樣Guido的處境才顯得真實可信。 

回到故事本身:才思瀕臨枯竭的導演Guido和他的製作班底來到一處療養勝地策劃他的下一部電影,同行的每個人似乎都在努力促成這部電影,但是沒人真正瞭解Guido的意圖,他們無形中構成的壓力使Guido與原本構想的電影越來越遠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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